随着 11 月大选的临近，我们有必要明确我们关心问题的性质，以确定哪位总统或政府可能引导我们步入正途。作为一名经济学家，我倾向于认为我们当中许多人都误解了我们不满的根源。具体来说，对经济状况和高通胀率的抱怨都是错误的。从几乎所有客观指标来看，经济都相当健康，经济增长水平可以接受，失业率处在低水平；通货膨胀率一年多来一直总体上呈现改善。
尽管如此，普遍的不满主要与负担能力有关。也就是说，尽管通胀有所改善，但许多商品的价格，尤其是住房和食品的价格，仍然明显高于疫情之前。当人们抱怨经济或通胀时，我认为这些说法有误。实际上这是在抱怨价格和成本出现上升，这意味着花更多的钱买更少的东西。人们不喜欢这样。
遗憾得是，让任何总统候选人都能易如反掌地立竿见影地单方面解决这一负担能力问题的想法都是异想天开。与此同时，如果我们正确地将问题归结为负担能力，我们应该能够评估候选人提出的任何政策建议是否会加剧或减轻这种担忧。
支持唐纳德·特朗普的人总是将他与早先物价较低的时代联系起来；不知何故，他们似乎认为特朗普重返白宫将重新设定物价时钟，让我们回到一个能够体验物价平宜的时代。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批判性思维的崩溃。
抛开纠正深层政府邪恶行为的说法，就纯粹的经济政策而言，如果有机会，我们可以合理地期待特朗普第二届政府采取以下措施：
延长并可能扩大特朗普签署的《减税与就业法案》中最初通过的所得税减免措施，其中许多措施将于 2025 年到期。
大幅减少移民数量并加大无证移民的驱逐力度。
对进口商品加征关税。
这些政策都无助于解决负担能力问题。这些政策都会导致美国企业和消费者的价格上涨。
减税会大体上对负担能力产生不利影响，为消费者和企业提供更多可自由支配的收入，从而增加需求，并因此推升价格。移民减少和驱逐出境人数增加将减少劳动力供应，导致劳动力成本上升，从而更广泛地推升价格。农业部门将受到不成比例的影响，加剧食品负担能力问题。最后，我们都应该清楚，关税是由外国产品的购买者（即国内消费者和企业）支付的。事实上，任何政府可以采取的最直接的政策措施，几乎可以立竿见影地降低美国人购买商品的成本，可能是降低或取消关税，而不是增加关税。
这三项政策似乎是特朗普政府的支柱，但它们都无助于缓解美国人对负担能力的经济不满。这些政策反而会带来适得其反的效果。
税收政策方面，拜登和特朗普的未来计划形成了鲜明对比。特朗普希望保护和延长富人的减税政策，而拜登则希望通过立法提高高收入者和企业的所得税。特朗普的政策毫无疑问是通胀政策，而拜登的政策是通货紧缩政策。关键在于，降低通胀并不等同于降低价格。也就是说，如果担心的是价格上涨，那么通货紧缩的财政政策显然应该是首选的政策选择，因为这种政策可以抑制价格上涨的压力。
在移民问题上，拜登曾就一项两党移民法案进行谈判，该法案符合许多共和党人的偏好。然而，在特朗普的坚持下，众议院未能通过该法案。此后，拜登开始对移民问题发表更强硬的言论，主张在非法移民超过一定限度时采取行政措施关闭边境。与此同时，这两种立场之间的差异是巨大的。特朗普敦促大规模驱逐无证移民。而拜登则希望扩大对与美国公民结婚的长期无证移民的保护，并允许他们合法地在美国工作。
最后，关税方面，拜登和特朗普似乎都在主张上调关税，尤其是对中国进口产品。拜登的提议似乎更针对电动汽车和绿色能源相关产品，而特朗普的计划似乎范围更大、更普遍。然而，两者都反映了对保护主义本能的适应。赢家将是那些因关税而免受竞争的行业的股东和工人。另一方面，输家是我们当中的其他人，如果没有关税，我们必然必须为商品和服务支付比原本更多的费用。显然，我们在这里存在利益冲突；但至少，我们应该认识到，关税是以解决负担能力问题为代价的。让我们坦诚面对吧。
从这些与税收、移民和关税相关的政策来看，不能说拜登政府一定会减轻许多美国人对负担能力的不满；但我可以说，在特朗普的领导下，这个问题更有可能恶化，而不是改善。
